李贤人如其名,贤能,而且厚道、诚实。但这并不代表他傻。
那一份上表,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是家书,写得言辞谆谆、情真意切,字里行间都洋溢着浓浓的亲情味道。他痛心疾首的认罪、悔过,对武后表达出彻底的俯首帖耳与惟命是从。一个胆懦、怕死又急于投诚的乖儿子,被他三言两语刻画得淋漓尽致。
李贤并不避讳,将这份上表也给刘冕看了。刘冕只有一个感觉:人才。
刘冕揣着这份救命符一般的上表,去了一趟州城找到刺史,拜托他将上表从驿站寄了出去。这样的事情,是最乐意帮忙的。假若朝廷开释了李贤,对他来说或许会有些好处,毕竟他在巴州这一亩三分地里,是给李贤帮过忙的。
于是,对李贤刘冕等人更加客气了。为了表达自己‘无微不至’的关怀,还特意动用刺史府公用经费,将李贤的囚居大肆修缮了一番。
与其说是修缮,还不如说是重建。一栋高柃斗拱的大瓦房,成了李贤等人的新居所。刘冕也不必再承受屋漏偏逢连夜雨之苦了,住进了一间正室里,非常的舒服。
于是,机巧圆滑的趁李贤上表的当口,将这一件‘政绩’上报,有意无意的讨好了一下朝廷与皇帝皇后。
要想做官,先要会做人。刘冕从这个俗吏身上,也着实学到了不少实用的官场套路。
道路艰难,这上表一时半会儿到不了长安。一来一回,少说也要一两月时间。刘冕与李贤,开始了漫长的等待。
李贤说了,君子终日乾乾,每日不可虚度。于是,昔日的草包二世祖李光顺要开始倒大霉了。现在李贤不用薄暮即出日落方回了,一天十二个时辰都陪李光顺,亲自教他读书。李光顺虽然浪荡惯了,但至从被流放之后,在环境逼迫之下也不得不痛改前非,乖乖的静下了心来,跟着好好读书。自然而然,刘冕也一同学习。
李贤的才识、见地,非等闲可比。他从小就敏而好学,胸中才学深瀚如海。虽然没有骆宾王那等过目不忘胸藏万卷的本事,却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才子博儒。而且,李贤从小就在复杂诡谲的政治环境中长大,耳濡目染之中,他的政治觉悟与见识水平,也非骆宾王可比。
两相比较,骆宾王才华横溢堪称惊艳绝伦,但有时未免有一点偏激冲动;李贤所学所用,皆在实处。虽不够骆宾王那般华丽,但却非常的实用。再者,骆宾王再有才华,终究难以跳出臣子的意识范畴,见识想法略有局限;李贤则是皇室中人,又曾监国理事,多少掌握了一些帝王心术与上位者的城府,更对官场、朝廷乃至是军队,都有着非常丰富的认知和了解。
二者,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。刘冕从他们二人身上,实着落益良多。无疑,又有了一个非常好的老师。而且,刘冕这一次学到的,全是更加实用的东西。
比如说,同样的一个案子,按《唐律疏议》所言如何判理,已是毋庸置疑。但是实际上,相同的案子落在不同的衙门,会判出不同的结果。县衙、刺史府、大理寺与御史台,将会各自如何判案,李贤讲解得非常到位。
诸如县衙、刺史府这些地方,考虑得更多的是‘律法森严’,按本照纲办事基本不会出错,遇到重大的问题便向上汇报;大理寺乃是‘国家法院’,判案之时考虑得更多的则是皇家利益、国家大局与政治影响;御史台就更加不同了,那里现今差不多已是武后的‘私设刑堂’与‘特务机构’,来俊臣等人纯属鹰犬。那里的案子只有一种判法:一切以武后的需要为出发点;偶尔也会被来俊臣等人狗胆包天的以权谋私,或是消除异己。
所以,律法是死的,人是活的。不了解政治环境,纵然将那本《唐律疏议》背得天花乱缀,也照样会浑浑噩噩,着了道儿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
对此,刘冕只有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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