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只能打太极,正所谓见微知着,细的改变,其实是大环境的变化所致。
近两年,很多机关单位发不出工资,事业单位、银行等全面降薪,全部指向地方政府缺钱了,拥有庞大的政府债务。
一方面分税制导致增值税、关税等优质税种归入中央,基础建设,各种事权下放地方。总结起来就一句话:财权上缴,事权下放。
地方政府事儿多,收入少,就必须负债经营。所以各地都成立了城投公司,专门融资用的。
前些年由于有土地财政,没有什么事情是卖几块地不能解决的,所以尽管债务高筑,也没很缺钱。
目前,地方政府债券余额大概25万亿,这是看得见的债务,利息也比较低,平均按照4%计算,每年大概需要支出利息1万亿。
还有很多隐形债务,像信托贷款,私募基金贷款等,按照城投类信托规模估算,这个数字跟债券比只大不。就按照25万亿计算,平均利率在8%以上,每年需要支付的利息超过2万亿。
两者加起来就是50万亿,每年需要支付的利息超过3万亿。
量债务,收入于支出以后,连利息都还不上了,这个雪球就会雪崩。债务都还不上了,其他事情当然做不了。
一切都是没钱惹的祸。当工资都发不出,饭碗不保,谁还有心思做事!
量的债务,怎么办?王鸿涛非常清楚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危害,一是它开创霖方政府举债大兴土木的恶例。二是成霖方官员为自己政治前途而大上政绩工程的资金来源。三是因为政府举债的政绩工程已经成为经济浪费的样板。四是它与权力资本合谋形成腐败的土壤。五是政府债务成因复杂、清偿难度大,牵扯前任后任领导班子错综关系,已经影响霖方政府的执政形象,进而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大障碍。尤其是广大农村,财力紧张、税源单一,过度负债带来的负面效应更为突出。个别地方领导竟然成了“躲债干部”,“病急乱投医”盲目引进项目以增加财政收入。政府还不了债,就会损害群众对政府和干部的信任。由于清偿债务往往是替上一届政府善后,还要去揭“旧盖子”、翻老账,因此不少地方在化解政府债务问题上往往“雷声大、雨点斜,尽量把矛盾推到下一届。六是政府债务最终“埋单者”只能是广大老百姓,只能是每位纳税人。必须,政府债务,是加重税负的罪魁祸首之一。
政府本应在市场经济中向老百姓伸出“援助之手”,而今这只手蜕变成真正的“掠夺之手”,最后还要从老百姓身上掏出政府债务的均摊钱,与构建和谐社会,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格格不入,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经济公害。对此,必须坚决地对政府“不”!
可以断言,在日后的城市竞争中,谁的债务少,谁的竞争力就大,王鸿涛要未雨绸缪,必须让长安成为零债务城市,好的日后的竞争中轻装上阵,脱颖而出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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