子上疏,于是引发了历史上的第一次今古学大争论。
当时的天子汉哀帝见了奏章,让刘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,结果刘歆大名鼎鼎,诸博士不肯置对。刘歆无奈,又求见当时的丞相孔光,结果丞相也不帮忙。于是刘歆便写了一篇雄文《让太常博士书》给博士们看。此文全面的从经传的源头、流变,今文的兴盛和古文的发现,今文学者的学理缺陷和古文经传的合理性等诸方面进行了阐述。全文以史实与学理立论,辞锋理足,锐气凌人。结果此文一出,诸儒皆怨。各大儒们无法从学术上压制刘歆,便开始从政治上打压了。诸儒要么是求乞骸骨、要么是指责刘歆改乱旧章,非毁先帝所立……于是刘歆黯然离京。
东汉初年,光武皇帝时,爆发了一次更大规模的今、古争论。先是建武二年尚书令韩歆上书,请为《费氏易》、《左氏春秋》立博士。结果诏下其议后就没声响了,然后在建武四年,公卿、大夫、博士等朝会于云台,结果光武帝不知怎的就想起二年前的旧事来,于是令博士范升说说意见。
范升便说:“《左氏》不祖孔子,而出于丘明,师徒相传,又无其人,且非先帝所存,无因得立。”
好么,惹了众怒,于是韩歆与太中大夫许淑等与之辨难,而范升这边的今文派也不甘示弱,群起而辨之。一直到“日中乃罢”。大概是因为这次廷辨没个结果,于是范升回家了想了想,把思路理清了,然后就上了一封奏书,继续辨难,反正不把古文学派打倒绝不罢休。
范升的文章大概就几点意思,一是已立于学官者为正统,费、左之流是异端,要是立异端,风气一开,后面就不好控制了,将失道又失人;二是从源头上看,费、左之学渊源不明,传承又无师法,这二者是否有价值?很值得怀疑;三是从现实角度看,应该以已立之学振兴纲纪、教化民众,立新学非政急务,一搞不好可能便会引发天下混乱,天子你刚得天下,草创之初,要小心;四是从学理的角度看,儒道两家都主张学贵简约,对末学异端之流,应该弃绝。
范升的一、三、四点其实都是小事,最厉害的在于第二点。古文派大概也明白这把刀子的厉害,于是以“太史公多引《左氏》”而应对范升;范升又死死抓住“太史公违戾五经,谬孔子言,及《左氏春秋》不可录三十一事”。范升学问高升,又有备而来,结果辨得朝堂诸儒博士一败涂地。结果惹恼了一个人。
当时隐居民间的处士陈元,精通《左传》,为学者所宗。当时听闻范升非难,大怒,于是诣阙上书。驳斥范升断章取义小题大做,《左传》是孔子亲授左丘明,比根据传闻而成的《公羊》、《谷梁》更有统绪,不能因为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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